一代人因为负担不起的住房而被抛弃

一代人因为负担不起的住房而被抛弃

我手里拿的是一份政府白皮书，五年前的内容，《修复破碎的房地产市场》。它包含了现代英国国内政治中最重要的事实。在上世纪90年代，一对中低收入的首次购房者夫妇将工资的5%储蓄起来，三年后就足以支付一笔平均存款。今天，他们花了24年。

全国范围内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总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自1998年以来，英国平均房价与平均收入之比已经翻了一番。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英国的实际房价增长率最高，几乎是经合组织平均增长率的4倍。这意味着英国的住房挑战不仅延缓了人们拥有住房的年龄。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代际公平。1981年至2000年出生的人在这个人生阶段拥有房屋的比例比1926年以来的任何一代人都要低。他们的租金占净收入的比例已从30年前的10%上升到现在的30%左右。在伦敦，这一比例为40%。

这不仅对生活水平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而且对老年人与年轻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社会契约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那些正在成长的一代有一种自然的期望，即他们在社会中的利益将会扩大，他们将会买一套房子，种一棵树，滋养一个花园，养育孩子，并在社区和社区中过着有目的的生活。他们不会在中年时因地主的一时兴起而被洗牌。他们会得到，然后他们会反过来给予。正如战后政治家伊恩•麦克劳德(Iain Macleod)所言:“如果你不给男人立足的理由，你就不能要求他们自立。”

合同在撕毁。正如《每日电讯报》的记者理查德•惠勒在最近的一封信中感人地写道:“我是一个43岁的居家男人，一生都在努力工作。我们刚刚接到通知离开租来的房子，因为房东要卖房子了。我研究过抵押贷款，但标准很荒谬:根据可负担性计算，即便是10%的首付，我也拿不到抵押贷款。所以，我只能租房子住。”

这是为什么呢?一些人将高物价归咎于低利率。但信贷利率并没有降低。英镑的基准利率为0.5%，而欧元区的基准利率为0%。一些人指责缺乏负担得起的住房。但这是错误的。18.6%的英国住房低于市场利率，而欧盟的平均水平为10.8%。一些人将此归咎于空房。但数量要少得多。

对比数据，我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我们在正确的地方没有足够的住房。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住房与家庭的比率(0.99)是欧洲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平均为1.12)。其次，正如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最近在其出色的《水平提升白皮书》(Levelling Up White Paper)中所指出的那样，英国在空间上的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严重:曾经令人自豪的工业和沿海城镇的生产率、薪酬、教育和医疗水平整体较低。

如果我们想要重新设定与子孙后代之间的代际契约，我们不仅需要建造更多的房屋(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还需要重新爱上我们“被遗弃”的城镇和城市。很多地方都经历了可怕的70年，失去了主要雇主，被剥夺了公民尊严，因为地方议会为了一个环城路上的混蛋而放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市政厅，穿过城镇中心的高速公路和丑陋的“boxland”开发项目被破坏了，那里曾经是一个社区，或者“可以在任何地方居住”的住房单元，当人们想要住在某个地方时。

这并不令人惊讶，很多生来就爱行动的人确实会行动起来。他们的城镇中心最终被掏空，不再是聚集在一起做生意或娱乐的地方。

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劳动模式的改变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每周的部分时间住在可爱的洛韦斯特夫特、光荣的大雅茅斯或天堂般的赫尔，其余时间在剑桥或利兹工作更容易。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再生”它们。别把他们丑化了。只要给他们打磨一下，让他们更容易建造有吸引力的房子，让他们变得更忙碌、更美丽。在苏塞克斯(Sussex)和大伦敦(Greater London)，要想让住房负担得起，需要经过桑德兰(sunland)和格里姆斯比(Grimsby)。

Nicholas Boys Smith是Create Streets的主管，也是政府新成立的Place办公室的主席。